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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9日，周国民发表文章《我的高中，我的高考》，回顾自己的求学往事，以及几位恩师对自己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的深远影响。从恢复高考后的学生选拔，到贫困求学阶段获得的关怀帮助，从课堂上一次对勾股定理的创新验证，到高考后老师骑着自行车递送成绩单……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，串联起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，更折射出一代教育者的朴素、责任和担当。

2014年起，周国民还兼任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馆长，在科研和教学之外为公众开展科普，帮助大量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走近医学、走近科学，激发兴趣。2026年4月，一名7岁女孩不慎摔坏一件标本，周国民没有责怪家长，而是第一时间蹲下来安抚紧张不安的女孩，亲自带她参观体验。一次本能举动和小小细节，引起广泛好评，许多网友留言“被复旦大学周馆长狠狠暖到”（点击阅读原文）。

那一年，时代正迎来巨变。随着十届三中全会召开，万物复苏、风气渐新，我们这群刚踏入高中的少年，已然朦胧感知到了时代变革的脉搏。10月21日，国家正式宣布恢复高考，消息传遍全国，全校师生为之振奋。学校闻风而动，迅速从高一16个班级中遴选组建了四个快班，其中理科快班3个，分别是高40班、41班、42班。我有幸入选高41班，新的班主任是同样教授数学的王武老师。

新组建的41班有50多名同学，仅有少数几人来自原来的48班。当时学校并未公布快班遴选标准，我们私下都猜想，应当是以入学成绩与日常表现为依据。而我们原48班的分班尤为特殊：分班前夕，悉心教导我们的陈以如老师因病住院，无暇参与分班工作。当时，我无从知晓，是病中的陈老师提前敲定了我的名额，还是学校统一筛选确定。

分班调整后，我们41班的班主任换成了陈中石老师，此前带我们的王武老师则调任42班班主任。虽在王武老师门下求学仅有一个多学期，可他抑扬顿挫的授课节奏、温润细致的呵护教导，让我们历历在目、铭记于心。最让我难忘的是，1978年元旦，学业压力虽大，王武老师还特意为我们筹备了一场新颖的迎新班会。班会压轴环节，老师手持小提琴，为我们现场演奏乐曲。48年岁月匆匆流逝，那悠扬婉转的琴声，依旧萦绕耳畔、从未消散。

我出身农村，家境清贫，往返求学路途遥远，求学之路格外艰辛。高二开学不久，陈老师悄悄将我叫到教室外，细心询问我的家庭情况，随后主动递给我一张人民助学金申请表。凭借这份申请表，我领到8元助学金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笔钱足以覆盖我的书本费与学杂费，缓解了家里的负担。老师细致入微的关怀、默默无声的体恤，让年少的我满心温暖，也让我终生感恩。

陈老师治学严谨，却从不拘泥刻板，格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。一次数学课上，他讲授完勾股定理后，随机点名几位同学上台板书验证过程。轮到我时，我没有沿用课堂上的常规解法，而是另辟蹊径，用全新的思路完成了定理验证。陈老师看后十分欣慰，当众用“独具匠心”四字夸赞我。那一刻，羞涩与欣喜交织在心头，也让我深受鼓舞。老师因材施教、尊重创新的育人理念，深深影响了我，也为我日后的从教生涯埋下了初心的种子。

七十年代的高中，依旧保留着学工、学农的实践课程。在我们全力备战高考、埋头苦读之时，学校统一安排我们前往长沙电机厂参加为期三天的学工实践，跟随工人师傅走进流水线，学习汽车电机组装技艺。同学们大多新鲜好奇，乐在其中。可当得知，快一班无需参加学工、能够全心备考时，陈中石老师格外不平，还专门去找校领导讨说法。老师护犊心切、爱生如子的模样，我们始终铭记于心。

第二次犯错，依旧是年少无知的顽劣。彼时城区同学中午大都回家就餐，我路途遥远，只能留校用餐。一日午饭后，百无聊赖的我折纸飞机消遣，一时兴起，扫起黑板下沿的粉笔灰装入纸飞机中，从四楼走廊将飞机抛下。看着纸飞机裹挟着粉尘缓缓飘落，我还暗自得意。不曾想这一幕被任教物理的吴老师尽收眼底。吴老师当即批评我贪玩懈怠，并将此事告知了陈老师。为此，我再次写下检讨书，深刻反省自己的顽劣。

填报志愿时，我遵从本心，全部选择了自己热爱的理工科专业。可录取结果出炉，我意外被从未填报过的衡阳医学院录取。满心的期许落空，我一度闷闷不乐。陈老师察觉我的低落情绪，耐心为我疏导心结，悉心为我规划前路。他告诉我，若我实在不喜欢医学专业，大学毕业后依旧可以通过考研转换赛道、追逐理想。老师的开导，让迷茫的我重新找到了方向。